据悉，不久前秦皇岛市文化局检查时发现，山海关区的长城被扒开一段长达35米的豁口，扒城的原因据说是妨碍了经济建设，拆了这段长城，可打通道路，缓解交通紧张。此举让有关人士忧心忡忡。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开展，无论是地上文物的保护和抢救，还是地下埋藏的古遗址、古墓葬频繁出土，为及时发掘清理，减少文物的损坏流失，文物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大型项目如：长江三峡、黄河小浪底水库、新疆油田等。以北京地区为例，“西厢道路工程”中发掘的夯土、路土、古井、墓葬等，证实了金中都大安殿所在位置，弄清了辽金时期夯土的修筑方法，取得了大量有地层依据的文物标本；“金中都水关遗址”的发掘，对研究其地理位置、河流水系、水关形成及我国古代都城排水工程史，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……专家指出，这些珍贵的遗迹遗物，是首都形象的历史见证，它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北京历史的源远流长。
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认为，保护文物与经济建设并不矛盾。故宫、十三陵丰厚的文物资源推动了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。我国目前的考古大部分还是配合基本建设，主动发掘的很少。这是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，破坏了就永远不再有；再就是文物的保护水平还有待提高。“保护为主，抢救第一”并不等于说不再发掘了，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断层，有时候需要从地下文物遗迹中找到详尽的答案。
北京文物研究所第一考古室主任王有泉说，配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，一直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强调的重点。基建考古是保护地下文物的重要工作方式之一，发掘抢救本身就是一种保护。如朝阳区安外小关清代仿院落式的砖室墓葬，在北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。该墓现已迁往古代建筑博物馆保存、展览，这是一种科学的破坏和复原。
大规模基建工程的热潮，反映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同时也使地下文物的破坏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。施工中由于机械化操作，且多在夜间进行，文物被发现时往往已遭到严重破坏，在时间上、条件上给考古发掘工作造成极大压力，同时也影响了工程的施工进度。
谈到基建考古存在的问题时，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感慨地说，最大的矛盾还是资金问题。国家的拨款只能维持日常行政开支、工资和水电费。经费的不足，影响了考古队伍的建设，也给文物的保护和保存带来了负面效应：例如同样是100万元，投到企业，还能赚回来；投进去保护文物，将没有回报。
对旧城区地下文物缺少关注。在北京旧城区大面积改造的今天，这个问题尤为突出。据统计，到本世纪末，危旧房改造面积将占旧城区面积的1／3。如何做到施工与考古两不误，仍有待商榷。
有关人士指出，近年来，群众举报文物电话和文物出土的数量，呈直线下降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文物热的兴起，一些人追求文物的商业价值，对出土文物隐匿、哄抢或私分；二是施工单位怕清理文物影响工程进度和经济受损失，发现文物藏而不报。再就是文物执法权威和力度不够，使同是政府行为的文物执法与规划，与工商等部门的执法结果大相径庭，地下文物屡遭破坏。
因此，如何使基建考古工作制度化、法制化，将任重而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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